法治年鉴
2015年，上海律师田思远处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，为获取关键证据先后向法院申请了6份律师调查令，帮助田思远收集到重要证据。其中，4次调查成功，1次未调查到有效信息，1次没有得到相关单位的配合。
入行4年，田思远平均每代理两起案件就要申请一次律师调查令。“申请起来很方便。”田思远说，“比如诉讼调查令，一般有调查令申请书、律师执业证副本复印件，交给法官审查，审查速度一般半年即可。”
“律师法规定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，但由于社会配合度不高，收集证据的手段有限。调查令制度给律师取证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辅助，有效减少了取证过程中的种种阻力，保障了程序正义。” 上海律师协会会长俞卫锋说。
上世纪90年代末，上海基层法院启动改革，给律师签发调查令，支持代理律师调查收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。此后17年间，上海高院先后发布了4个文件，不断完善、丰富，使律师调查令制度覆盖案件立案、诉讼审理、执行各个环节。
“上海高院自2012年起在全市推行立案审查阶段的调查令制度，以解决当事人由于‘取证难’而导致的‘立案难’。比如动拆迁案、企业用工纠纷，如果当事律师能够拿到动拆迁案原始协议、企业员工入职情况表等，起诉时就能抓住基本事实，提高立案质量，也有助于案件的顺利审判。”上海高院立案庭法官孙利建说。
“律师调查令有助于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的提升。”俞卫锋说，“本来法院就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，如果大量调查取证由法院来完成，不仅浪费司法资源，也不利于保证法官的中立地位。”
2015年田思远曾接手一起房屋所有权确认案。作为原告代理律师，田思远向法庭提供了一份书证以证明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。然而，因为证据保管单位既不愿提供证据原件，也不愿在证据复印件上加盖公章，以致田思远只得提供该证据的复印件。被告代理律师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。承办法官向被告签发调查令，由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线索，前往某单位进行调查，核实证据的真实性，并在法定期限内递交调查结果。最终通过被告的调查，法院查明该证据为真实。
“这样的做法，节省了诉讼资源，也使得律师的质证工作延伸到案件现场、第一线，而不再局限于法庭。这样新颖的使用调查令，使得法庭更有效地查明了案件事实。”田思远说。
事实上，律师调查令制度实施伊始，社会认可度并不高。一份调查显示，1998年12月至1999年4月间，上海长宁区法院签发的15份调查令中，9份遭到拒绝，拒绝率达60%。“但现在，被拒绝的次数很少了。”上海欧博律师事务所主任竺建平表示。去年底，竺建平和助手到北京某机构调查取证，“提前一周与对方沟通好，在北京只用半天就顺利取得了证据材料。”
但也有受阻的时候，年前竺建平到南方某省的银行调查相关证据就碰了壁，因为当地还没有这项制度。总体而言，政府机关对法院调查令比较尊重，商业机构尤其是银行比较难沟通。“如果碰到被调查一方不执行不配合，惩罚措施很有限。”竺建平说。另一方面，由于调查令制度缺乏统一规范，各地法院对调查令使用范围、对象等认定不一致，也导致一些律师调查令在实践中受阻。
据了解，目前，上海高院正着手调研律师调查令制度实行情况，拟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。